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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枚银针联通中西、一缕药香跨越古今……发祥于中华大地的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我国5000多年文明的结晶,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为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如何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是加快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课题。

6月17日,全国政协召开“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双周协商座谈会,来自中医药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专家与相关部委负责同志一起,围绕夯实中医药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培育中医药特色人才、推进中药产业现代化等问题深入探讨交流,为让中医药这一中华文明的瑰宝焕发新的光彩建言献策、集智聚力。


抓重点 强优势

6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其中提到,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等建设。

高水平中医医院是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的中坚,它不仅是继承名医学术经验与诊疗技术的研究推广基地,更是发现中医临床医学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的前沿阵地,是基于临床问题的中医药科技创新策源地。

“约20所的央属、省属大型中医医院作为第一集团军更是‘身兼数职’,囊括了多个中心于一身,这些医院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引领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使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副院长唐旭东表示。

他建议,以国家中医医学中心为主体,纳入部分央属中医医院、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和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作为首批研究型高水平中医医院建设示范单位,给予重点支持。同时,明确提出研究型高水平中医医院的建设标准,开启新时期大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建立医疗科研教学深度协调融合、科技创新驱动医疗服务水平提升的建院模式。

关于中西医协同,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张勉之有话要说。

在他看来,中医、西医在治疗疾病中各有所长,面对不同疾病以及疾病的不同阶段,两者各有优势与短板,只有有效整合中西医医疗资源、充分发挥好各自优势,才可以有效地提高临床疗效。

“应在综合性医院结合实际成立若干中西医结合特色科室,发挥高水平中医院和综合性医院优势,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优势病种研究和联合攻关,以疾病的某一阶段或者某一病理过程为切入点,把西医的‘辨病论治’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有机结合,进而形成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和专家共识。”张勉之表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这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在调研中发现,虽然我国中医类医院的数量不断增加,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但中医药基层服务能力和优势专科建设仍是短板,诊治缺少传承创新发展,“以西律中”的问题仍较突出。

“应改善中医医院办院条件,加大对优势专科的投入,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以中医优势专科为抓手,推行临床科研一体化模式的建设。同时,在建设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的同时,构建县级中医医院优势专科和专病门诊建设,带动乡镇专科医生服务能力提升,确保基层网底牢靠。”刘清泉表示。


重科研 建队伍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平台是高端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工作的核心载体,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

中医药科研体系和重大平台建设对中医药发展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都提出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及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布局一批中医药科技创新重点项目和关键技术装备项目。

“当前,中医药领域已初步形成‘核心-基地-网络’的中医药创新平台体系,初步形成了‘国家-行业-地方’三级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但还存在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不足、高端人才团队缺乏、原创性突破性成果不足等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国医大师张伯礼表示。

张伯礼建议,大力推进中医药“创新基地”高标准建设,强化临床和基础研究平台的融合整合;建立健全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和评价机制,激发和释放人才活力;重视中医药原创性科学研究,研发生产出一批“大药好药”。

中医药人才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徐安龙提出,国家层面要完善资源配置和制度保障,支持中医药课程体系改革,加强中医规培基地建设,建立国家级和省级名老中医工作室。高校层面要注重中医药特色人才及拔尖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积极探索“中医+”多学科融合创新发展。社会层面要整合多方力量给予支持,如,鼓励行业组织参与中医药人才培养项目,促进医疗机构、企业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等。

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关注的是中药的创新发展问题。她表示,基于临床资源开发新药,可靠性安全性强,可显著提高研发效率、缩短研发周期。

“因此,建议尽快完善人用经验标准体系,规范收集和分析人用经验数据,提升数据质量和中药新药审评审批效率。同时,对已上市中成药开展全面再评价,对评价优秀的产品进行二次开发,提升产品科技内涵和核心竞争力。此外,还应建设全国中医药数据资源库,打通医疗机构之间的中医药数据孤岛。”宋树立说。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教授孙蓉围绕中医药成果转化问题发言。在她看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是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一环,但由于政策、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制约,中医药基础研究及成果转化还存在一些问题。

为此,她建议在持续加强中医药基础研究,源头提升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给中医药成果转化为创新药物提供一个政策“出口”,真正将“药瓶子”攥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作用,彻底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环境,让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有落脚点,形成‘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健康局面。”孙蓉表示。


国际化 产业化

“维吾尔医药特色疗法孜马地能够消炎消肿、活血化瘀治疗多种疾病,维吾尔医药祖卡木颗粒可以清热、发汗、通窍治疗感冒等。在新疆,除传统汉族医药外,维吾尔医药、哈萨克医药、蒙医药等少数民族医药也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副院长孟庆才带来了新疆中医药发展的信息。

在孟庆才看来,各民族医药发挥各自特色和比较优势,为维护边疆地区和谐稳定、保障各族人民身体健康、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应把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结合起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和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推动中医药成为各族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

“不仅要在民族地区推广,我们还要团结起来,维护、发挥中医药学临床特色,破除中医药技术壁垒、市场屏障,推动中医药进一步国际化。”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表示。

他认为,香港有丰富的中药材国际贸易渠道及经验,有包括法律、会计、争议调解等完善的专业服务系统,在临床科研标准和检测认证等方面与国际高度接轨,可以充分利用好香港的独有优势,与内地业界携手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助力中医药“走出去”。

“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打造统一的中药材国际期货市场,在香港建立具有公信力的中药材网上贸易平台,通过中药材统一市场,推动以及确立包括港标在内的中药材质量标准,联手内地和香港的中成药品牌,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高永文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熊伟认为,要想让中医药走向世界,必须加快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

“应推动中药产业全产业链现代化。在种植端,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推动中药材规范化、道地化种植;在生产端,推动中药生产企业加快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在研发端,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对中药大品种进行二次开发,研制出更加安全、有效和有更好体验的中药新药。”熊伟表示。

“医食同源、药食同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宝库的组成部分,将食养、食疗、药膳相融合,是独具中医药特色的,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的健康资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食疗营养部主任营养师王宜在走出医院进行中医药科普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应加快药食同源产品生产技术和工艺创新,推动产业化开发,实现营养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王宜建议在现行食品类别中,增设“药食同源”类别,扩大《药食同源物质目录》品种,完善药食同源中草药的效用和风险评估管理机制,为产业开发提速。

“药食同源食品以代茶饮、调味料、精油、药酒、药膳等形式已经融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民的生活,现在更要发挥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王宜表示。


中医“语言”世界听


中医的阴阳学说如何理解,五行学说怎样阐释?在海外传播中医“好声音”时,这些问题常常横亘在中西医交流之间。

在6月17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多位政协委员聚焦于这些话题热烈讨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徐安龙也有自己的答案。

与其他参会人员不同,面对中西医交流话题,徐安龙似乎有着独家优势——拥有一份中西医结合的叠加版工作履历:他学西医出身,长期从事分子免疫学研究,曾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多项荣誉,而他又曾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担任校长达11年之久。双重深耕、多重视角,让他对中西医结合有了更加独到的认识,也让他对向海外传播中医药故事、促进中西医交流达成共识有了更多信心。

“在我看来,生命的本质是物质、能量、信息的有序传递和传导。无论中医、西医,都是通过调整物质、能量、信息的运动,使其达到平衡,实现生命周期的正常运转。”徐安龙笑着说,“为此,我们在海外宣讲中医的理论体系和防病治病功效时,不能单纯地用中医的传统语言、专业术语去讲,而是要用现代语言、共通的理念去阐释。”

这些年来,徐安龙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建立海外中医中心。他曾受邀到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等院校宣讲中医,为不少对中医感兴趣的西医专家“解疑释惑”。

“比如,中医里讲阳化气阴成形,用现代语言解释,就是物质与物质的运动。阴成形是指物质结构,阳化气是指功能作用。中医的阴阳,就是站在全局角度、运用整体性思维,通过各种治疗手段去改变形态结构,进而影响功能作用发挥,以达到治病的目的。”徐安龙说,“这样一番解释,大家很快就理解了中医思维背后的逻辑。再比如讲中医五行,也并非要一一讲述何为木火土金水,而要讲它是中国古人的智慧归纳,是用五种逻辑语言来描述物质、能量、信息在脏腑间的逻辑关系,是描写脏腑之间、生命之间、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去国外大学一讲,他们都能接受和理解。”

令徐安龙欣喜的是,当前,中医药为解决世界医学难题提供了中国特色良方,其完善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防病治病功效,越来越得到世界医学界的关注。

“记得在海外交流时,一位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专家就和我说,中国拥有中医西医两套医学体系,是一份独特且难得的医学优势,如果能够有机结合作好示范,将为世界医学作出更大贡献。”徐安龙说,“正因如此,我们要运用好这种优势,一方面加强对中医药的宣传和普及,不断强化世界对中医药的认可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另一方面,也要对中西医结合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这种结合将更好地助力攻克世界医学难题,也将成为中国医学对世界医学文明的重要贡献所在。”


中医药发展的人才之忧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中医药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中医药领域已培养了一批两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岐黄学者等高端中医药人才。”“2023年全国卫生机构中医执业医师(含助理医师)人数80多万,约是2012年的1.4倍。”“近3次中国工程院院士遴选中每次至少有两名中医药专家当选。”……17日,在全国政协“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双周协商座谈会现场,与会委员一边细数中医药领域人才培养的卓越成就,一边表达着共同的“忧思”——“拔尖创新与复合型中医药人才短缺。”“中医药人才结构有待完善,领军骨干人才匮乏。”

关于如何激活和释放中医药人才活力,以聚人才之力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与会委员和专家们展开了热烈沟通交流。

“要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健全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和评价机制。”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国医大师张伯礼表示,要加强中医药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与引进,强化中医药多学科交叉人才的培养。

“在国家杰出青年等人才评审中,探索将中医药单独分组、单独评审或设置一定比例,以增强中医药发展的后劲和动力。”张伯礼补充说。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副院长孟庆才则认为,要坚持促进师承教育和院校教育相结合,探索建立早跟师、早临床等制度,开展中医药经典能力等级考试。

“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及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积极探索‘中医+’多学科融合创新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徐安龙表示,要积极面向社会吸纳高水平人才,以特聘专家的方式让“民间高手”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

“基层引不进、招不来、留不住中医药人才”也是与会委员共同关注的问题。

要在基层中医药人才的“流入”和“留住”上用心。孟庆才直言,“要持续通过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全科医生转岗、‘西学中’等途径加大对基层中医药人才的输送及培养。”

“推动高校医疗资源下沉服务基层或举办基层人才培训班,为基层培养高水平的中医药人才。”“在全科医生特岗计划中积极招收中医医师,鼓励退休中医医师在基层执业。”……多位委员纷纷就如何让基层留住中医药人才建言献策。

“人才是中医药发展的第一资源,聚人才之力,才能更好守护中医药这块‘瑰宝’。”会场上委员们的精彩睿智之言,将助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谱写新篇章。

 

中西医“双向奔赴”是未来医学发展方向


“中医、西医在治疗疾病中各有所长,面对不同疾病以及疾病的不同阶段,两者各有优势和短板,只有有效整合中西医医疗资源、充分发挥好各自优势,才可以有效地提高临床疗效。”在6月17日举行的全国政协“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张勉之的这段发言,引起了与会政协委员、专家的强烈共鸣和热烈讨论。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国医大师张伯礼回顾了西医传入中国后的历史。他说,100多年前,西医刚传入中国时,中医大夫的态度就是欢迎的,以中西医汇通学派为代表的中国医学先贤开始了中西医融合的实践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赋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重要的地位,从“团结中西医”到“中西医结合”再到“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使得中医与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与健康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

“如今,这条路已经走了半个多世纪了。这是一条大道,越走越宽,但也遇到了很多阻力。其中一个很大的阻力就是,在中西医能不能结合、能不能协同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多人有疑虑。”张伯礼直言。

在张勉之看来,这种疑虑的形成来自理念上的差别。“中医和西医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存在理论差异,且都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张伯礼举了个例子。“像前列腺炎,西医的评价标准是肥大的前列腺有没有缩小,没有缩小就是没有疗效。而在中医的评价体系里,虽然前列腺没缩小,但是尿后滴沥的情况改善了,尿等待的时间减少了就是有效。那么,问题来了,到底该听谁的?”

全国政协常委、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原副校长赵家军认为,中西医在一些问题上达不成共识的主要原因就是中西医大夫相互交流太少。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也认为,中西医大夫既没有“坐”在一起沟通,也没有“站”在一起治病,自然无法“完美结合”。

“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中医大夫不太懂西医,西医大夫又不懂中医,因此,我们要加大综合性医院中西医结合建设,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张勉之表示。

大家都认为,中西医不是为了结合而结合、为了协同而协同,其最大目的是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临床感受,让患者获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西医结合意义重大,也是势在必行的。

“过去,‘中药+西药’就是中西医结合,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低级阶段,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应是中医和西医的有机、有序结合,真正达到优势互补。”在张伯礼看来,中医的思维和西医的技术相结合,用中医之道驭西医之术,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中医药之所以传承数千年而历久弥新,就是因为它不断吸收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不断总结经验自我革新,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我们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坚守中医思维,读经典、做临床、参明师、育悟性,为中医振兴贡献力量。”张伯礼说。


让中医药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身体健康”越来越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大众的健康观念大大提高,更加重视科学饮食及其饮食疗法调理,医食同源、药食同源的滋补养生产品消费市场持续增长,已成为社会与市场普遍关注的热点。

“‘医食同源,药食同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宝库的组成部分。”在6月17日举行的全国政协“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食疗营养部主任营养师王宜呼吁,加快药食同源产品生产技术和工艺创新,推动产业化开发,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据了解,药食同源膳品是利用食物的属性功能,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依照“因人、因地、因时”的辨证施治、辨证施膳的原则开具单方或复方,制成的膳品,具有调节人体机能,以达到防病、治病、促进机体康复,保养身体的目的。

“药食同源膳品选材出自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名单》,成分不同于特殊医学用途食品,无营养素添加。”王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食疗营养在保障大众的健康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无比广阔的前景,“作为营养健康产业的组成部分,药食同源产业有显著的社会性和经济性。”

在王宜看来,药食同源产品特征突出,对健康影响直接,可保持大众食物多样化,满足营养供给需求,产业链长,是重要的健康资源和经济资源。因而,把祖国医学的药食同源与现代营养学结合好、运用好,让具有独特效能的药食同源膳品走出医院,助力百姓健康,成为王宜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最大的心愿。在2023年和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宜连续两年提交提案,助力推动药食同源膳品食品发展。

“目前药食同源膳品科研能力、产业化发展弱,部分食品药品相关的法律法规衔接不畅,配套不完整,存在管理不清等情况。”王宜建议,在现行食品类别中增设“药食同源”类别,允许食药物质“健康声称”。“这有利于监管部门的监管,有利于生产厂家更准确地标示和推荐产品,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老百姓辨识和认知。”

同时,王宜还建议,扩大《药食同源物质目录》品种,完善药食同源中草药的效用和风险评估管理机制。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传播中医药文化,发挥中国美食文化纽带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副院长孟庆才则建议,把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结合起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和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加大对中医文化、中医名家、中医药功效的宣传力度,推动中医药成为各族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



来源:人民政协报